【城市地标建筑】让城市和建筑更符合人性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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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季度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上演着关于房价会否下降的辩论赛，频繁出台的调控政策则让一切争论变得更加乱花迷人眼。在我们不断追问自己需要什么价位的房子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关心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建筑，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卡尔维诺在他的《看不见的城市》中，以文字为砖石，建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之城，并将其对城市的理解和构想销售到了全世界。我们正是以他为起点，开始了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丽方教授的采访，主题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建筑”，也开始了人民网房产城建频道“建筑十人谈”系列活动的第一站。或许，关于城市和建筑本身的思考，会给喧嚣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些许理性的安宁。

　　什么是好的城市
　　
　　前段时间，北京的老前门被拆，许多人带着很复杂的感情看待这件事情，老建筑和胡同越来越少、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北京，是不是一个“好的城市”，这个问题或许从不同角度看可以得出很多不同的答案。　

　　问及王教授，她为“好的城市”做了一个看似简单的概括：“我觉得好的城市应该是人性化的，它的城市空间与人的尺度很接近。”她很强调城市空间与人性的协调性。“在古代，因为技术的落后，人所能建造的空间与自己所需要的空间有着天然的协调性，而现在，随着技术的发达，能够很容易的建造起很大的建筑，于是大家就开始喜欢做大的建筑。”王教授认为这其实与人性有着很大背离。城市空间大了，并不代表居住在城市里头的人就舒服了。“我认为现在城市没有人情味，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尺度超过了人所喜欢的尺度？”

　　王教授的这个观点其实或多或少的指明了当下住房文化的一种方向，人们现在更愿意接受具有人情意味的住房环境，许多开发商也热衷于打“小镇文化”牌，将重构人际关系放在城市规划和住房建筑设计的重要位置。

　　不但城市空间与人性要相协调，空间与空间也需要协调，好的城市，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必然是互相匹配、相互协调的。“我觉得城市和建筑的关系，首先城市要留一定的规律给每一个建筑，然后建筑按这个规律去建，在形成自己的同时，逐步形成城市的空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王教授是这样解释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的。并且，她以北京为例，“这些年来北京的城市建设面积，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面积超过了古代北京的多少倍。可是有没有很多倍那么好的空间出来呢？我认为是大大的没有，几乎就找不到几条好的街道或者好的场地，能跟老北京的街道和场地相比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缺失。”

　　王教授的这段话，可能说出了许多热爱北京的人内心深处的失落，经济的飞速发展、地位的显著提高，依然还是无法替代人们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对好的城市的向往。

　　我很支持90平米70%的政策
　　
　　在对待最近争论得非常厉害的“90平米住房要占70%”的政策上，王教授表示支持，并且，她的支持也是建立在是否符合人性尺度的基础上。

　　“90平米对于一家三口人来说，平均每人30平米的建筑面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在欧洲发达城市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准，所以不应该去一味求户型的扩大。”她的着眼点依旧是住户是否住得舒服。的确，大户型的房子可以让你住起来很有面子，但是否真的符合你所需要的尺度呢？其实，大家都需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王教授以100平米以上的房子为例，“现在100多平米的住宅实际上是把住宅的进深拉得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两边采光后，中间就黑乎乎，实际上中间那块是没什么大用处的。”对于一家三口来说，房子过大必然会造成许多无效面积，而且还会有许多更为深层次的麻烦，“户型扩大会有很多问题：人和人之间实际上被越拉越远，并且土地要用很多，交通距离也越来越长，道路面积也要增大，然后市政所有设施、所有能源的输送都要加长，服务同样的人口，你要加长很多。并且每个人每天用于交通的时间都会加大，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没什么好处。”“而且，作为居民个人，每户要多花30％的房价，30％的物业费，30％的取暖费。对很多普通百姓和年轻夫妇来说这种负担是很不值得的。”

　　王教授以一个非常务实和理性的角度来看住房问题，她并不希望有许多设计大而无当的房子，对大面积房子的不断出现，她认为：“所以为什么历来做这么大的面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认为，开发商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同一件事情，但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开发商的眼里，住房是产品，或许只是成本与利润的换算；而在建筑学家眼中，住房是整个城市空间的分子，可能承载着比财富更多的意义。

　　一个好的标志建筑要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王教授并不是研究标志建筑的，当问及有关标志建筑的话题时，她想了想，问答说：“一个好的标志建筑要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更接近对戏剧或文学情节的评价，但用在建筑上仿佛也一样贴切。“意料之外就是它有相当的新颖性，造型上别出心裁，这个是好的；但是又要在情理之中，就是它在所代表的城市和地区，好象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贴合的不得了！”王教授用了一句“从土里长出来的”来形容标志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精妙。故宫之于北京、苏州园林之于江南、鼓楼之于西安、黄鹤楼之与长江……建筑与城市，与当地的风土，无不是紧密贴合，才成为可供时代吟诵的标志。

　　而当我们将话题从以前拉到现在时，讨论北京正在修建的几个标志性建筑时，尽管王教授肯定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推动作用，但她还是觉得那几个建筑“过度标新立异，远离了合理性，特别是跟北京的情况不是很贴合。” 

　　对待标志建筑，王教授认为：“跟城市的市民也好、跟城市的环境也好、跟城市的传统也好，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如果没有内在的关系，只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算不上一个好的标志建筑。在中国我觉得对文脉和建筑逻辑这些衔接上，外国建筑师不是太多考虑的，考虑得多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比如上海的金贸大厦。”可见，相比于奇特的造型，王教授显然更在意标志性建筑与环境和地方文脉的贴合，这种贴合，本质上还是与人性的一种协调性，还是以人性的尺度为衡量建筑好坏的重要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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