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恢复高考成为改变国家命运的一个有益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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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志民，1957年3月生，陕西省洛川县人，198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97年晋升为教授并被遴选为农业经济史方向博士生指导教师。提出杨凌为“中国农业圣地”的第一人。

    主要职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秦农业历史研究》（1997年出版，国内首部断代农业史专著。）

    5月10日，记者采访樊志民时，他刚刚度过他50岁生日。答问从其50岁生日开始。

    记者：祝贺您50周岁生日。冒昧地猜测，您过50岁生日的时候，一定细细盘点过自己50年的风雨人生。

    樊志民：谢谢。在我50周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宣读了《五十感言》（给记者轻声读）：“……50岁是一个渐趋成熟的季节。每当成熟的季节，农夫总要盘点当年的耕耘与收获。我也曾把自己譬为农夫，在《问稼轩农史文集》里回顾了自己的耕稼历程……从学缘层面讲，我从90年代迄今招收博、硕士研究生近百名……作为导师，我追求的是鞠躬尽瘁，不愧后学……”

    记者：“鞠躬尽瘁，不愧后学”这应当是您50年人生经历的一个盘点结论。可以这样理解吗？

    樊志民：可以，这是我受过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个结果。我原本是名农村娃，陕北黄土高坡上的穷孩子，现在我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是学习文化，给了我这样的转变。

    记者：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考上大学，将您的的人生引领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我想，您对30年前恢复制度的深刻意义，或许有更强烈的认识。

    樊志民：今年我50周岁，也是参加高考30周年。高考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对于恢复高考制度意义的理解，应当上升到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一个有益的拐点。隋唐开端的科举考试，比“九品中正”的荐举制度更加开明和公正。上世纪初实施全国统一高考，在选拔优秀高中生以培养精英人才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之后，中断高考，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导向，这就是“不读书时代”。

    “不读书时代”的后果很可怕。一些人因为“不读书”而无法消除蕴藏在自己身上的“兽”性，野蛮、愚昧、狂热、落后之祸患开始蔓延（ 停顿，摘掉眼镜，陷入凝思……）

    1977年的恢复高考，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记者：具体来说，它还有哪些意义？

    樊志民： 以30年后的眼光来看，这一被世界媒体称之为“最残酷的竞争方式”的恢复，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入学考试的恢复，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的重建。它还恢复了公平与公正，恢复了理性的回归，为一切纳入规范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

    记者：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樊志民：对于每一个参考者来说，那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记得高考的第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人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的洛川中学参加考试。不知道怎么回事，临进考场前，脑子里一片空白。考场外用白石灰划了30米的“警戒线”，监考不像现在考试这么“森严”。进入考场后，一看卷子，脑子恢复了记忆。

    记者：您考了多少分？

    樊志民：数学没有完整地答完任何一道考题，20来分吧？那时候有个规定：“百分不放，零分不录。”很庆幸，我的数学没有考零分。我的平均分是72分，但没有考100分的。

    记者：“百分不放，零分不录”什么意思？

    樊志民：有一门考了100分，就必须录取，反之，有一门考了零分，坚决不予录取。

    记者：除了数学，你的历史、地理、语文、政治都在八九十分以上。那时侯您在农村，学习历史、地理、政治方便吗？

    樊志民：我喜欢看报纸。不少政治知识从报纸上来。地理知识，得益于一张世界地图，蒙上眼睛，问什么国家，我能指到哪个国家。历史知识，从“毛选”上学到很多。那时候流行学习《毛泽东选集》，书中有很多历史典故，文章下面有详细的注释，我很喜欢熟读和背诵注释。

    记者：30年前的事，现在许多年轻人不了解，甚至不理解。您还有哪些难忘的事情？

    樊志民：到兰州上学，我从洛川老家坐了一天的车，先到铜川。在铜川坐火车到咸阳，从咸阳再倒车到兰州。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火车，第一次见到高楼大厦，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那么多的书……一切都很新鲜。大家都闹过不少笑话，如有的同学把香皂当水果吃。还有，报考志愿的盲目性很大，我报考兰州大学时，不知道兰州离家里有多远，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也不知道当时的兰州大学在全国是名列第六的好学校。当时，许多人惟一的念头，就是能考上就行，考上哪所学校、是大学还是中专、学习什么专业等都不考虑。

    记者：再问一个题外话。人们普遍把杨凌誉为中国的农科城，中国农业硅谷，而您为什么一直执著地把杨凌誉为“中国的农业圣地”，最终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

    樊志民：这个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吧，我是研究中国农业历史的，一直与“农”打交道。现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陕西学会副会长，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陕西学会副会长和省社科院规划办历史学专家组成员。我的研究认为，称杨凌为“中国的农业圣地”，十分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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