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硕士联考和法考的区别】2005年法律硕士联考法制史笔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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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

　　1、质剂

　　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

　　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

　　2、六礼

　　“六礼”是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六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获准后备彩礼前去求婚；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纳吉，是男家卜得吉兆后通知女家，决定订婚；纳征，又称纳币，是男家送聘礼到女家；请期，是男家择定吉日为婚期，商请女家同意；亲迎，是新郎至女家迎娶。至此，“六礼”完毕，婚姻成立，西周的“六礼”对后世影响极大。

　　3、七出、三不去

　　“七出三不去”是西周在解除婚姻方面一套完整的制度。“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男子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但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丈夫不得休弃妻子：有所娶无所归（无娘家可归的），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4、五听

　　“五听”是西周时期审理案件的方法，即：辞听，听当事人的陈述，理屈则言语错乱；色听，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如理亏就会面红耳赤；气听，听当事人陈述时的呼吸，如无理就会紧张的喘息；耳听，审查当事人的听觉反应，如无理就会紧张的听不清话；目听，观察当事人的眼睛，无理就会失神。

　　5、五礼

　　即：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

　　6、五过

　　是西周时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具体内容是：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报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7、“三刺”制度

　　西周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

　　8、圜土

　　土筑成的圆形的监狱，或在地上围起圆墙构成，或者在地下挖成的圆形的大牢。

　　春秋战国

　　1、  竹刑公元前530年，邓析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编成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邓析的“竹刑”属于私人著作，并无法律效力，后经执政者接受，才成为正式法律。

　　2、《法经》

　　《法经》是春秋末期李悝制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贼法》列于篇首。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3、《法经》的历史地位

　　（1）《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4、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主要经过两次变法：

　　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是：（1）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订、扩充，制定了秦律，并制定了连坐法，颁行秦国，励行法治（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取消世卿世禄及一切特权（3）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第二次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1）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2）普遍推行县制，县令、县丞等地方官由国君直接任免，集权中央，并统一度量衡制度（3）按户口征收军赋，以利开垦荒地和增加赋税收入

　　秦

　　1、  法律答问

　　法律答问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朝廷和地方主管法律的官员对律令所做的权威性解释，它们与法律条文一样具有普遍约束力。

　　2、廷行事

　　廷行事实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廷行事”即判案成例，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3、  公室告

　　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的杀伤人、偷窃财物之类的行为所提出的控告。

　　4、  非公室告

　　是指控告主体对其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对此种控告，官府不予受理。

　　5、  上计

　　“上计”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活动方面的情况，一般由县及相当于县级的都官向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书面汇报。中央有关部门在对其内容核实后决定有关官吏的奖惩。

　　6、  秦代的刑法原则

　　（1）区分故意（端）与过失（不端）（2）区分有无犯罪意识（3）自首从轻（4）规定刑罚时效（5）共犯加重（6）合并论罪（7）实行连坐（8）诬告反坐（9）规定刑事责任年龄

　　7、  爰书

　　是秦代司法机构的审讯记录和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案情报告。

　　汉

　　1、  比

　　比即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案例，也叫“决事比”。比能补律令之不足，“凡律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汉代广泛采用判例断案，比的数量很多，到汉武帝时，仅死罪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灵活性，但也为司法官吏破坏法制提供了方便条件。

　　2、  春秋决狱

　　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首创者为董仲舒，基本精神是“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在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根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在法律繁琐而又不完备的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春秋》经义决狱不失为司法原则的发展和审判上的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以主观动机的“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轻罪重，也往往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所谓“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春秋决狱在运作中容易产生流弊，在某种程度上为“擅断论”提供了不实的依据。

　　3、  秋冬行刑

　　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的制度。汉代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朝审”“秋审”制度亦可渊源于此。

　　4、  录囚

　　所谓“录囚”，是指上级司法机关对在押囚犯的复核审录，以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理是否有失公正，并纠正冤假错案。汉代录囚有皇帝录囚、刺史录囚及郡守录囚。关于皇帝录囚，此事始于东汉明帝时期。刺史录囚，指朝廷派往地方的刺史从事录囚活动，以平反冤狱。刺史之制始于汉武帝时，按规定，刺史于每年秋冬季节到郡国巡察，成为“行部”。刺史行部的主要任务是“省察治状”，这当然包括审核狱讼情况，东汉时仍沿袭此制。总而言之，两汉时期，通过皇帝、刺史及郡守的录囚活动，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也有利于提高地方司法官明法慎刑的自觉性，从而使当时的司法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并对后世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  诣阙上书

　　在汉代，一般应按照司法管辖逐级告劾，但蒙受冤狱，也可越级上书中央司法机关申冤，这叫“诣阙上书”。出现“诣阙上书”的行为，一是因为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造成冤狱，受害者不得不诣阙上书；二是因为地方司法官吏互相推诿，不负责任，使受害者冤苦无诉，不得不越级上告；三是因为被告人权高位重或者案情重大，使受害人或知情人不得不越级上诉。诣阙上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纠正地方司法不公，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等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6、  鞫狱

　　“鞫狱”即进行审讯和判决。汉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注重收集证据，除收集书证、物证、证人证言以外，还重视收集被告人的口供，而收集口供往往搞刑讯逼供。经审讯获取口供后，三日后再次审讯，目的是看此次供词与上次是否有出入，从而使受审者有更正供词的机会。然后，对被告宣判。司法官对被告宣读判词，这叫“读鞫”。若被告对判决不服，请求复审，这叫“乞鞫”。

　　7、  覆案

　　“覆案”又称“覆治”、“覆考”，或单称“覆”，均指复审案件而言。覆案乃秦制，汉代承袭了这一制度。秦汉推行此种制度的目的，在于改正已判决的冤假错案，防止徇私枉法、司法专横的腐败现象的出现。汉代的中央机关在接到不服判决的上书后，往往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复审。另外，朝廷还经常特派使者巡行地方，其主要职责便是“平冤狱”，即通过使者复审案件来平反冤狱。“覆案”制度对整顿当时的司法秩序还是能起一定积极作用的，故可称是一种善制。

　　8、  先请

　　两汉时期，多次颁布贵族官员有罪“先请”的诏令，规定公候及其嗣子和官员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先请制度确立于西汉，并为后世封建帝王所沿袭。它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亲亲”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刑罚原则的体现。

　　9、  亲属相隐

　　指在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后，亲属相隐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10、乞鞫

　　乞鞫是汉代复审制度，汉律有“有故乞鞫”的规定，就是说对原司法机关的判决不服，允许当事人上书，向上级司法机关请求复审。复审期限是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便不得请求复审。汉律关于乞鞫的规定，是汉代统治者出于“慎刑”考虑，并企图缓和阶级矛盾，同时通过这项制度，对司法官吏执行法律的情况能起到检查的作用。

　　11、六条问事

　　汉武帝为刺史监察地方而制定的监察法规，是刺史用以行使监察权的依据。“六条”的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五条，二千石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其中一条规定监察强宗豪右，五条规定监察郡国守相。主要是防止地方豪强与郡国守相相勾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中央集权统治。

　　12、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律、令、比、《春秋》经及法律注释著作。“律”是国家的常规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普遍的适用性：“令”是皇帝随时颁布的诏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令”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它可以代替、更改甚至取消“律”的有关规定，也可以弥补“律”的不足。“比”是指典型的案例，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采用可以比照判决的典型案例进行司法审判，它也是较“律”更为灵活的一种法律形式。法律注释著作是对“律”的一种解释，使有关律文合乎儒家的道德精神，通常这种解释之作在得到皇帝认可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春秋》经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汉代的“科”只不过是寓于律、令、比中的事条项目，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真正作为独立法律形式的“科”，是在三国曹魏时出现的。

　　13、西汉刑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汉文帝适应形势的需要，于公元前167年下诏废肉刑，进行刑制改革。具体是：把黥（脸上刻墨并服无期刑）改为髡钳城旦（有期刑附加头发剃光脖子上套铁圈），把（割鼻子并服无期刑）改为笞三百（有期徒刑附加打三百板子），把斩左趾（斩去左脚并服无期刑）改为笞五百（有期徒刑附加打五百板子），把斩右趾（斩去右脚并服无期刑）改为弃市（死刑）。这样传统的墨、、剕等刑罚制度至此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把斩右趾改为弃市，实是扩大了死刑的范围，另外以笞刑代替刑、斩左趾刑，结果导致受刑者多被打死。景帝即位后，在文帝的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曾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把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第二次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笞二百改为笞一百，并颁布《菙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等。这样减轻了笞刑对身体的伤害程度，也减少了受笞刑而死者的数量。汉文帝刑制改革的另外一项内容就是明确规定了刑期，以前的刑罚均为无期刑，经文帝改革，无期刑终于变为有期刑。此外，文帝还废除了收孥相坐律令以及诽谤罪等。总之，西汉文景帝的刑罚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它使刑罚从野蛮走向相对文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刑罚改革还为后来确定封建制五刑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

　　1、  八议

　　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再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2、  官当

　　所谓“官当”是法律允许贵族官僚用官品和爵位抵挡徒流罪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法律中的又一具体体现。“官当”作为一项制度正式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和南陈。从“八议”到“官当”，能够享受减免刑罚特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官当”后的损失则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当”制度明确细致、便于在实践中掌握实施，是对“八议”以外一般官吏的特殊保护，而“官当”与赎刑的结合，则使这种保护更加严密。在这一时期，由于高官显爵几乎被世族贵族大地主所垄断，因此，“官当”成为保护犯罪的贵族官僚地主逃脱刑罚制裁的手段。“官当”制度确立以后，隋唐宋的封建法典均予以沿用。明清法律中虽未明确规定“官当”之制，却代之以罚俸、革职等一系列制度，以继续维护封建官僚的等级特权。

　　3、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是《北齐律》中规定的对十种最严重的犯罪予以严厉制裁的制度。北齐统治者在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统治阶级认为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概括为十种，称为“重罪十条”，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此十条者，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且不得适用“八议”和赎刑的有关规定。

　　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主要包含两大罪行：一类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另一类是严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把这两类行为列为重罪予以严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

　　“重罪十条”自北齐确立以后，对后世封建立法影响极其深远。隋唐律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十恶”定制，并为宋元明清历代所承袭。

　　4、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民事方面，如财产转让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

　　5、“登闻鼓”

　　晋武帝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这一制度自建立后，后世各封建王朝历代相承。

　　6、曹魏《新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在法典体例，把《汉律》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法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并置于全律之首，改变了过去具有总则性质的内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的状况，使法典的体例更为科学合理，被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沿用，这是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其次，在内容上，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诈伪、断狱等九篇，并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合理。

　　再次，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使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

　　此外，还改订了刑罚制度，减轻了某些刑罚。总之，《魏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

　　7、《晋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体例更严谨，结构更合理。《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仍置于篇首，同时，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完善。

　　其次，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再次，文字简约，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据记载，《晋律》共二十篇，620条，27657字，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同时，由于有律学家张斐、杜预的注解，《晋律》从整体上看，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

　　8、《北齐律》的主要特点

　　《北齐律》共12篇，949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部法典。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

　　在体例上，《北齐律》八“刑名”“法例”合为一篇，称为“名例”，仍置于全律之首，作为总则统率其余11篇，即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同时，12篇的篇名，规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

　　在内容上，《北齐律》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至隋唐确立为“十恶”，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重要的核心制度，直至明清相沿不改。

　　此外，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著称，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9、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发展对封建立法的影响

　　律学的发展及其贡献促进了封建法典编纂技术的迅速提高，使得这一时期法典的体例结构进一步趋于科学化、规范化，内部逻辑更加严谨，法律概念更加明确，法律条文更加简洁。

　　第一，  在法典的体例结构上，形成了总则在前，分则在后的模式。

　　第二，  在法典内容的逻辑关系上，经过调整日趋严谨合理。

　　第三，  法典中的法律概念及术语的解释和使用更加规范化。

　　第四，  法典的条文由庞杂向简要发展。

　　10、测立

　　南朝陈所创的一种刑讯制度，对不招供的囚犯先鞭二十，笞三十，然后身戴刑具，在“高一尺，上圆，劣容囚两足立”的土垛上站立约一个半小时，若仍不招供，则反复拷打站垛。

　　11、留养

　　又称“存留养亲”，是指犯罪人的直系尊亲属需要侍养，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别无成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许上请，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亲；如果犯罪人应处以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待尊亲属去世后再执行。留养制度在北魏时已入律，并为后世所沿袭，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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