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场座位分布图_对高考考场舞弊行为的特点及其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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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就在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努力备考的同时，全国各地的招考部门也都在绞尽脑汁地防范作弊现象，围绕考场之间的作弊与防作弊的斗争也拉开序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高科技设备在考试舞弊过程中也不乏应用，使考试舞弊更加快捷和隐蔽。尤其是就业竞争日趋激烈，考试违纪作弊现象突出，考试环境十分严峻。 　　

　　去年高考期间我市就爆出“高考舞弊案”。官某、陈某、郝某共谋利用高考作弊挣钱，并分工由郝某负责寻找“抢手”，官某和陈某分别联系了代某、杜某、姚某等19名想作弊的高考考生，并与考生或其家长谈价,先交作弊设备费1000至1500元，高考分数达到预期的分数后，每科付现金5000至8000元。之后，官某、陈某找来他人的身份资料和高中毕业证，在高考报名时为官某及 “抢手”等人报名参加高考。高考前夕，官某在酒店为作弊考生的家长开了13间房间，并委托刘某负责管理并教给家长从互联网qq群中获取答案的方法，同时联系了考场附近某考生家作为信息接收点。高考期间，郝某和“枪手”等人进入考场，采取用手机发送选择题答案、利用针孔摄像头传送试卷图像的方法，把高考内容发送给在信息接收点的官某，并由他协调场外“抢手”，根据发回的图像把答案做出，再由官某通过互联网上qq群把答案发布出去。在酒店等侯的家长从qq上接收答案后，通过电话把答案告之考场的考生。 　　

　　三名被告人随已获刑，但该案涉及舞弊的人员甚多，包括不少在校高中学生及其家长。而该案在处理时却遇到了法律盲点和空白，笔者就此对考场舞弊案件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做一分析。 　　

　　一、考场舞弊案件的特点 　　

　　与传统的作弊手段相比，现代考场舞弊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从作弊工具来看，高科技被运用到作弊当中。与传统的作弊手段相比较，如今的作弊工具的高科技程度是越来越高，诸如“针孔摄像头、无线接收器、考试作弊器、短信手表、考试王”等等不乏在考场作弊中使用。比如在我市高考舞弊案中，作案人员把无线电传输设备、网络利用起来，与手机相比通过无线电和网络传输隐蔽性更强，可以更快地把答案传进考场。 　　

　　二是从作弊人员来看，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充当“枪手”成为舞弊的主角。如今代考的“枪手”现象在一些大学校园非常兴盛，许多高校作为营利手段替人考试已成为校园里一种近似公开的新兴“职业”。而且“枪手”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英语考级、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职称考试等等。如本案中的官某、郝某均系高校学生和研究生，多次在各种考试中充当“抢手，为他人考试作弊。更有甚者网上有“枪手”网站、某些高校枪手还成立“考研小组” 开价千元短信传答案。有位教授对此曾痛言：“如果一两个人找‘枪手’，那是道德问题，但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时，就是一种社会问题，一种时代病了。” 　　

　　三是从作弊方式来看，群体性作弊和作弊经纪人的出现使考场舞弊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作弊方式也由个体行为逐步演化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群体性作弊。这部分人事先安排抢手以“应试”人员进入考场，然后通过无线传输设备将考题传出考场，场外枪手将答案做出按事先谈好的价格卖给考生家长后直接往考场内发送。 　　

　　四是雇主（舞弊者）雇用抢手舞弊已成为趋势。从近几年发生的考场舞弊来看抢手在各种考试中普遍存在，而且屡禁不止，只要你打开网络，就可以很容易地登录到“枪手”网站与之联系，而且可以提供包括考研、高考、四六级、自考在内的多种教育考试和职业资格考试的助考业务。本案中郝某就是从网上与抢手陈某取得联系后雇用的。 　　

　　五是考试舞弊已形成了“作弊产业链”。由于作弊花样的不断翻新，作弊也由过去的以枪手代考作弊的初级“作弊产业”形态，发展到为获利而专门为考生提供作弊服务的网络组织“地下产业链”，而且有滋生蔓延之势。 　　

　　二、存在的问题 　　

　　国家考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一项涉及为国选才的大事，也是关乎参加考试人员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然而考场作弊问题却屡禁不止，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对考场舞弊的立法严重滞后。就本市发生的高考作弊案件来看，其涉及人员众多，有组织者、抢手、提供场地的考生家长、考生本人及家长，有为作弊提供服务并教家长从网上获取答案方法的人员，还有出售作弊器材的销售者。他们在考场舞弊过程中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舞弊行为，以达到各自的最终目的。这些人在法律边缘行走是否涉嫌犯罪、该如何定性处理，现行刑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实践中对于在考试中泄漏（窃取）国家秘密的行为，可以找到相应条款来 “对号入座”，而对于围绕考场舞弊实施作弊行为的相当一部分人员，却难以从现行刑法中找到合适的条款定罪处罚。目前，对考场舞弊行为的处理散见于部分法律法规中：一是2004年5月19日教育部颁发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第4节“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第52条第1款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可以“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在我市的高考作弊案中，有“枪手”冒充考生进入考场，就有伪造或者变造考试证件之嫌。三是《刑法》第282条规定的“盗窃国家机密罪”，即以盗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83条规定“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84规定的“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只有考场舞弊中涉及窃取国家秘密（试题）的，才能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处罚。对于使用、出售针孔摄像机、接收器等设备是否属于刑法上的“专用间谍器材”要由专门的机构予以确认，且使用后造成严重后果的方能以刑法第283、284条处罚。刑法的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考场舞弊行为做出的。由于国家立法的严重滞后，法律并未规定考场作弊行为是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这种行为就不能以犯罪论处。 　　

　　2、界定作弊行为的违法程度难。考场作弊行为往往涉及到其违法情节的认定，由于法律未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践中对在考场舞弊的整个环节中，哪些行为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认定起来就非常困难。如发生在我市的高考舞弊案中，涉案人员达二十余人，其社会危害性甚大，但在界定其违法性时就难以把握，究竟哪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哪些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如果都认定为犯罪行为将导致打击面过宽，如果不认定犯罪行为或界定过窄试必造成对作弊者的放纵，对此十分棘手。 　　

　　3、防范考场舞弊的手段落后。当今，考场作弊的手段越来越多，从原来的手机、呼叫器接收答案，到针孔摄像头、内藏接收仪器的“钢笔作弊器”、“隐形耳机”，到如今的“短信手表、oo型第三代考试作弊器”、“隐形作弊笔”等等，各类高科技作弊器材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堂而皇之地“公然上市”，而且样式一直在不断更新和升级换代。与之相对应的考场作弊的防范手段却未能跟上，虽然教育部为加强考场监控和管理，提倡在考场配置必要的手机探测仪和监控制备，但就全国而言，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投入防范作弊的设备也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要多些，配备了手机探测器、金属探测器、无线电耳机探测器、电视监控录像等防止考场作弊的设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入相对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投入，要防范考场作弊显然是杯水车薪，任重而道远。 　

　　4、对考场舞弊行为和出售作弊仪器行为打击不力。一方面由于国家法律未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犯罪进行调整，仅以意见、规定等非法律规范的方式进行调整，导致考场舞弊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裁，使考场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国家考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极大地损害了广大诚实考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对出售“考试作弊器、隐形耳机”等行为的，国家有关部门虽然禁止销售，却未能进行有效地查处和打击，特别是对网络上销售的各种“暗藏针孔摄像机的眼镜、内装接收器的钢笔、通过特殊光照才能现形的‘隐身笔’”等打击不力，使考试作弊器材在市面上“公然兜售”，考场成了“反间谍战场”。 　　

　　三、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调整。针对目前国家统一考试违规作弊成本低、考试环境严峻、而国家考试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加强对考试的立法建设，从完善法律制度入手，在刑法中增设专门的“考试舞弊罪”或者由人大以立法解释的方式，将“考场舞弊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加大惩处力度;同时，尽快制订《考试法》，预防、打击和惩治一些后果严重，情形恶劣的考试舞弊行为。从法律制度上清除各类考试作弊赖以生存的土壤。 　　

　　2、立法中应对“考试舞弊罪”的客观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对“考试舞弊罪”客观行为作出严格界定，是确定罪与非罪的关键。“考试舞弊罪”并不适用于所有考场舞弊的行为，仅适用于那些全国性的，有重大影响的考试，例如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各种全国性的资格考试等；适用于那些后果严重、手段恶劣、损害巨大的情形，例如有牟利行为、人数多、致使重考等。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考场作弊无法可依的局面。 　　

　　3、强化对考场舞弊行为的防范，减少和杜绝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要防范作弊，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在作弊者都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的今天，考试管理部门如果不能提高技术含量，显然是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因此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加大高科技反作弊设备的投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对考场实施监控或屏蔽，阻断考场内外非正常的无线通讯联系，强化对考场的管理。同时，要对考生交卷、离场时间进行必要的限制，压缩考场内外串通作弊的时间和空间。要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设，有关部门要把建立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管理系统，作为考生个人信用系统的组成部分（据悉教育部已出台相关规定），将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严重违规作弊的，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供学校、招生单位和用人部门在入学、求职、晋升等领域使用这些资料，加大作弊成本，使一些考生在作弊时望而却步，通过制度建设防范考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4、重拳出击，严查考场舞弊和销售舞弊器材行为。在道德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无法解决考场舞弊行为时，法律手段仍然是解决考试作弊问题的最终手段。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组织“枪手”进入考场窃取试题、专职代考、团伙作弊，或者作弊后果严重、手段恶劣、损害巨大，或者可能造成一定范围或地区的重考，严重破坏考场秩序行为的，应当用刑法进行调整予以严惩。对于通过互联网或公开兜售“作弊器材”、制造假证件的，公安、工商、电信等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互联网的监控，对违规网站要坚决关闭和取缔；另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查处违规销售“考试作弊器”行为，构成犯罪的要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了法律，各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严查重处，相信考场的天空会更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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